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2024年有哪些内容 (一)

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2024年有哪些内容

答为了深入可以进一步扩大量刑规范化范围，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如《刑法》《刑事司法》等相关解释规定，结合刑事审判的实践，在2020年制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出台内容有八种常见犯罪的量刑。

(一)危险驾驶罪

1.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可以在一个月至二个月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危险驾驶行为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犯罪情节一般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非法吸收存款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三)集资诈骗罪

1.构成集资诈骗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根据集资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四)信用卡诈骗罪

1.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信用卡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五)合同诈骗罪

1.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达到数额较大起点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达到数额特别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以在十年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合同诈骗数额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六)非法持有毒品罪

1.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非法持有鸦片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可以在七年至九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的除外。

(2)非法持有毒品情节严重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3)非法持有鸦片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毒品数量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七)容留他人吸毒罪

1.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的，可以在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容留他人吸毒的人数、次数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1.构成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可以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在相应的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1)情节一般的，可以在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情节严重的，可以在五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2.在量刑起点基础上，可以根据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人数、次数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3.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利用本单位的条件，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20%。

通过此次最高院在2020年制定量刑指导意见，使各高级人民法院能结合当地实际法律法规和量刑标准进行内容的修改更好制定实施细则，促进更好地实践。

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 (二)

答法律分析：一是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规范和制约了法官自由裁量权。

二是改革和完善审查逮捕制度，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逮捕职务犯罪嫌疑人由上一级检察院审查批准；实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范检察机关扣押、冻结款物工作。

三是加强了看守所监督工作。

四是改革和完善对刑罚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制度，建立刑罚变更执行同步监督机制。

五是加强了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完善程序、落实责任；建立健全了司法机关与党外人士的沟通、通报、联络和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党外人士对政法机关的监督。

六是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充分发挥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作用；总结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经验，推进监督员制度法制化等。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逐步增加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政府信息资源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管理，加强互联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与政务服务平台融合，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在线办理水平。

第九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对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批评和建议。

怎么知道一个刑事案件大概会判几年 (三)

答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量刑规范化？”

为实现量刑规范化和均衡化，最高人民法院推动了“类案检索制度”。

“量刑规范化”，是指对于同一地区，同一时期，案情相似的案件，判处的刑罚应当基本均衡。

其目的是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实现量刑公正，杜绝“同罪不同罚”，实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确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所以，要想知道一个案件的大概结果，就可以去搜索这个地区，或者这个法院，近期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

刑法修正案九受贿量刑关于司法解释 (四)

答“数额+情节”的模式，显然更有弹性，也有利于提高贪腐成本。不断修订和完善法律，以 制度 托举、以法律支撑，无疑才能让反腐败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刑法的修正，每每能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此次人大审法，从嫖宿幼女罪的存废，到暴力袭警罪的重罚，都引来关注。而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同样是社会关注多时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对贪污犯罪情形重新做出划分：不再具体列出贪污数额，而是分成贪污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档量刑。而现行刑法中，是按照“10万元”“5万元不满10万元”“5000元不满5万元”“不满5000元”四类贪污数额，分列出刑罚标准。相比之下，这样的具体数额，不合理性显而易见。

比如，河北秦皇岛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光家中就搜出了1.2亿元现金，已经远远超出10万元，但也只能按照10万元来量刑。从公开报道看，因为贪腐5000元或者5万元被处理的官员，也十分罕见。从这个角度看，这一 规定 显然不合时宜甚至难以严格执行。所以，将贪污数额分成“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档量刑，虽看起来比较原则，但无疑是实事求是之举。

与改变具体数额的规定相比，另一个变化同样重要——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不再简单与贪污金额挂钩，还同时兼顾考虑到“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前些年，内蒙古阿荣旗检察院原检察长刘丽洁，曾因“借豪车”被质疑。这样的借款、借物，免费使用豪车、豪宅，在新的法条下，或许就能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认定了。“数额士情节”的模式，显然更有弹性，也有利于提高贪腐成本。

不过，这样的规定，也难免让人产生一些担心。有不少网民认为，删除具体的标准后，自由裁量空间扩大，立案、量刑等环节，容易滋生腐败问题。打消这样的顾虑，需要具体的司法解释跟进。其实，通过司法解释甚至具体的司法实践，来根据不同情况精确地调整具体的标准，也是更科学的选择。

法律并非“死”的规定，而是应该有“活”的调整。只有通过与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民意不断对话，法律才能寻找到最好的切入点，真正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贪污受贿“5000元起步”的标准，形成于18年前。想想1997年的物价水平，就能对这个问题有更直观的感受了。当然，法律也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是法律权威之所在。如何在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之间寻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正是立法者需要回答的考题。

应该说，经过近三年强力的打虎拍蝇，反腐败已经进入了一个攻坚期、深水区。国内外都有很多舆论，在看反腐败“往哪里走”。在这一阶段，让反腐败走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是必然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不断修订和完善法律，以制度托举、以法律支撑，无疑才能让反腐败走得更稳、走得更好。

扩展阅读

9月27日，在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 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陈兴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

刑法修正案(九)自2013年开始起草，收受礼金罪只是其中新增的罪名之一，但因其事关反腐而备受关注。

制定收受礼金罪的用意，在于弥补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与反腐要求的脱节。不仅如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经多处了解，刑法修正案(九)还将对受贿罪量刑进行规范化，受贿罪量刑标准将不再以5000元、5万元、10万元三个“尴尬”的数字为量刑标准。

拟增设收受礼金罪

“收受礼金罪将是独立于受贿罪的新罪名，而不是受贿罪的附属罪名”，9月28日，刑法学权威、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储槐植告诉记者。

现行《刑法》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这意味着，“被告人构成受贿罪，必须在主观上和客观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储槐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但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变相受贿行为，即官员慢慢被收买，却无法证明其为他人谋利”。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腐败分子的贪腐数额特别巨大，最后进入司法程序时，受贿数额却只有几千万、几百万的原因，大量的贪腐金额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找不到因果关系”，一名接近立法机关人士说。除此之外，缺少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还会引起有些被告人的不服。

多名刑法学者证实，收受礼金罪已写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国家工作人员只要收受礼金达到一定数额，哪怕证明不了为他人谋利也可以定罪”，储槐植说。

“当然，收受礼金罪的量刑也要比受贿罪轻一点”，他说。

在上述接近立法机关人士看来，增设收受礼金罪，是中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协调的问题。

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公约》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足以构成受贿罪，并未包括“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

呼吁设立收受礼金罪最早出现在1997年，刑法学者周振晓当年在《杭州大学学报》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在刑法中增设非法收受礼金罪。

亦有刑法学者表示不同 意见 ，9月28日，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年会上，多名刑法学者表示不需设立收受礼金罪，“而只需对现有受贿罪构成要件进行重构”。

今年8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曾表示，可以对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做一些修改，但是，不宜完全取消，否则可能将一些正常人情往来也变成犯罪行为。

受贿罪量刑不再“唯数字论”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对反腐败的规制，还包括重构受贿罪的量刑标准。

现行《刑法》中，受贿罪量刑标准参照贪污罪，划分为4个标准：受贿10万元的，处10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受贿5万元不满10万元的，处5年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受贿数额在5000元不满5万元的，处1年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受贿数额不满5000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只受行政处分。

这在现实中造成了量刑标准的不统一，“比如有人受贿8万元，被判刑8年，但有人受贿80万元，却可能只被判11年”，原最高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说。

“因此，在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时，希望像盗窃罪那样，取消受贿罪量刑的具体数字标准”，张泗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储槐植告诉记者，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时，有意见称取消受贿罪量刑中五千元、五万元和十万元的具体数字标准，只使用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等模糊概念，“具体数字标准用司法解释确定”，他说。

“这种意见在起草刑法修正案(八)时就已提出，但在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前一个月，被取消了”，储槐植说。

“司法实践中，有很多人提出疑义。有人认为，受贿罪5000元的起刑点数额是在1997年提出的，现在应该大幅提高，至少提高10倍。”9月28日，在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年会上，广西政法干部学院教授欧锦雄说。

还有观点认为起刑点应该降低，原因是“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应该大于盗窃罪，而盗窃罪的起刑点数额是1000元至3000元”，他介绍，“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受贿罪应该‘零容忍’，因此量刑起点不设数额”。

欧锦雄的观点是，以最低工资倍数作为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由于最低工资是最弱势职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所以可以体现出受贿罪被害人的痛苦程度”。

受贿罪量刑标准的进一步明确，是量刑规范化制度推进的一部分。经过多年试点，2010年，最高法院印发《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范了15个罪名的具体量刑标准。

有知情人士称，这15个罪名涵盖了我国全部刑事案件总数的75%，但不包括受贿罪。上述知情人士称，有关部门已计划扩大量刑指导意见中的罪名数量至约30个。

受贿罪量刑中另外的缺陷，在于其并未设置管制刑和罚金刑，这在司法实践中带来的结果是，受贿犯罪大量应用缓刑，造成轻刑化严重，带来对受贿罪犯打击力度过轻的质疑。

通过上文，我们已经深刻的认识了量刑规范化，并知道它的解决措施，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就不会惊慌失措了。如果你还需要更多的信息了解，可以看看典诚律网的其他内容。